生成式 AI 爆發這兩年，人們理所當然地以為，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的年輕人，是這項技術最狂熱的信徒。表面看確實如此。特別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，54% 的美國青少年已經開始用 ChatGPT 等工具完成學業。蓋洛普最新發佈的《Z 世代的聲音：AI 爭論》報告亦顯示，美國 14 至 29 歲人群中，超過一半（51%）保持每日或每週使用 AI 的高頻習慣。但行為不等於意願。
蓋洛普還調查出，過去短短一年，14 至 29 歲人群對 AI 感到「滿滿期望」的比例從 27% 降到了 18%。近三分之一（31%）的受訪者感到「憤怒」，高達 42% 的人除此之外還持有擔憂。高頻使用與信任崩塌同時發生，又愛又離不開 AI，這種矛盾心態，正正在美國 Z 世代（1996-2012 年出生的人）裡蔓延。為什麼最頻繁使用 AI 的一代人，反而不最信任它？
Z 世代的職場焦慮與 AI 陰影
對 AI 意願最重的群體，是那些剛踏入社會，或正在尋找起點的職場新人。蓋洛普數據顯示，在已就業的 Z 世代中，高達 48% 的人認為 AI 在工作場所的風險遠大於收穫，這一比例在一年內激增了 11 個百分點。認為收穫大於風險的僅佔 15%。原因不難理解，經濟大環境不好，美國畢業生也不好找工作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顯示，去年底，22 至 27 歲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升至 5.
6%，遠高於整體失業率。在這種大環境裡，AI 被渲染成「提高效率」的工具，能成為企業的「數位僱員」。一些 AI 公司高管也經常對媒體表達「未來數年，大量入門級白領崗位可被自動化取代」的這類言論。而這類工作往往屬於年輕人的「初級白領崗位」，沒有了這些初級崗位的歷練，年輕人連建立職場護城河的資質都沒有。因此，儘管現實中這種取代還沒有全面發生，但預期已經先一步改變心態，對年輕人而言，AI 像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。
《失業潮》的週期正好趕上 AI 竄起｜圖源：《紐約時報》。 在《紐約時報》的報導裡，提到了許多 Z 世代的困境。例如 22 歲的心理學畢業生 Erin，為了找一份基層商業分析工作，她投出了近 200 份簡歷，結果只收到 4 次面試，最終只能在長島的一家餐廳當招募員作為過渡。找工作的過程讓她身心俱疲，已經開始尋求心理治療。而大一新生 Sydney 不知如何選專業，「我覺得任何我感興趣的領域，在未來數年都能被取代。
」她的迷惘代表了當下絕大多數大學生。另一邊，科技巨頭們正部署 AI 為由不斷裁員。這就是當下極其尷尬的現實。矽谷精英們可以讓企業「降本增效」，落到年輕人的真實處境裡，他們失去了進軍職場的敲門磚。諷刺的是，為了不被淘汰——他們每天不得不用 ChatGPT 潤色簡歷，向大模型詢問哪所大學更容易錄取。這種類對 AI 心理和行為上的不一致性，才是讓 Z 世代對 AI 感到擔憂的核心原因。
既然滿滿意願與不信任，為什麼高達 51% 的年輕人依舊在每天或每週使用它？《紐約時報》記者 Callie Holtermann 在長期訪談中捕捉到了答案，她發現，受訪的年輕人本身不覺得使用 AI 有多壞。促使他們打開對話框的動力，是「如果不熟悉這項技術，就會在學業或職場上落後」的恐懼。職場的規則已經被 AI 重塑。年輕人在瀏覽初級崗位的招聘啟事時，經常會看到「申請人需熟練使用 ChatGPT 或 Gemini」的要求。
企業 AI 代理公司 Writer 最近的一份報告寫得更殘酷，77% 的高管明確表示，拒絕掌握 AI 的員工不會得到晉升。甚有 60% 的管理層在考慮直接裁掉這批人。這意味著，在現有的職場和評價體系裡，不懂 AI 就意味著直接出局。員工對抗 AI 最重要的原因是：不願讓 AI 取代自己的工作｜圖源：WRITER。 哪怕勉強化拿到了職位，這種恐懼也不會消退。這些打工人還要面對「FOBO」（Fear of becoming obsolete，害怕過時）的衝擊。
報告指出，26% 的打工人認為，AI 正在直接削弱他們的創造力，和在公司內的核心價值。這是一種深層的職業危機，你苦學多年的代碼、法律或財務知識，市場價值正急速歸零。伴隨價值歸零的，是對自身能力的深刻懷疑。在蓋洛普調查中，大量年輕人擔心 AI 會削弱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。而且這種「FOBO」不只對打工人，對強迫員工擁抱 AI 的管理層也是如此。Writer 報告中 69% 的公司正在用 AI 裁員，但其中 39% 的企業根本不想知道 AI 怎麼省錢。
連 73% 的 CEO 自己也能為 AI 裁員感到擔憂。72% 的員工有或多或少感受到 AI 的壓力｜圖源：WRITER。 當恐懼到達極點，年輕人開始在系統的齒輪裡打沙子。近一半（44%）的 Gen Z 員工承認，他們有意識地阻礙公司引入 AI，包括拒絕使用、亂用工具，甚有意降低效率。拆台手段五花八門。有人有意把公司機密輸入公司 AI 工具以觸發安全警報，有人拒絕使用獲批的軟件。
更積極端的狀況下，有人故意在績效評估中做手腳，甚有意交 AI 生成的低質量工作，以此向管理層證明「AI 本來就不行」。盧德主義專注在反對科技革命導致的失業及工作條件惡化｜圖源：維基百科。這種類情況，就跟當年紡織機出現後，工人帶頭砸機器的盧德運動一樣。哪怕會讓自己面臨極高的開除風險，他們也會採取這種消極抵抗，來對抗心中的恐懼。 面對擔憂和恐懼，有不少年輕人對 AI 開始保持警惕。
這種警惕感體現在一系列員工行為上，最直觀的變化，是他們開始為 AI 設定義界。他們已經很清楚 AI 能做什麼，也更清楚哪些事不能交給它。第一道界限在人際交往上。例如《紐約時報》訪談了 27 歲的旅遊業員工 Abigail Hackett。她在工作中經常使用 AI 來處理繁雜的文案，省下了不少時間。但在私人生活裡，她絕不用 AI 起草任何私人訊息。原因很簡單，她不願讓自己的「社交肌肉萎縮」。
這是很多用戶都會有的「警惕式取捨」，AI 可以進入工作流程，但不應該進入社交關係。哪怕是在那些耗費大量時間的娛樂類 AI 上，年輕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。 過去兩年，像 Character.AI 這類角色扮演聊天工具，在年輕人中迅速流行。它們可以模擬朋友、戀人甚虛構角色，提供一種隨時在線的「陪伴」。與此同時，圍繞這類產品的爭議也在擴大，包括青少年沉迷、情感受依賴，甚個別自殺自殘的事件。
不少論壇因此得出一個結論，認為 AI 正在削弱未成年人的社交能力。但安大略大學研究人員的長期觀察推翻了這個假設，他們發現，絕大多數年輕人很清醒，並沒有把 AI 當作真正的人類替代，他們更傾向於把這些聊天當成一種「遊戲」或消遣。例如 15 歲的受訪者 Quentin 曾是 Character.AI 的重度用戶，但他明確表示這只是一場遊戲，本質上全是 1 和 0。
一旦現實生活有了新變化，比如在學校交到新朋友或開始戀愛，他們花在聊天機器人上的時間就會斷崖式下降。聊天機器人再有趣也只是閒聊時的電子玩具，只要真正的生活在開始運轉，AI 隨時會被干擾式丟棄。 確立了生活界限，在人生成關鍵的決策節點上，年輕人也不相信任 AI。根據顧問機構 Ruffalo Noel Levitz 2024 年的調查，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在使用 AI 規劃大學申請。
他們會讓 AI 拉出一長串學校名單，把學費、獎學金、錄取率整理成表格，用來加速初篩，但他們不會讓 AI 做判斷。這種警惕是一次次踩坑中建立起來的。在《紐約時報》的報導中，威斯康星州的高三生 Brandon 嚴格核查 AI 資訊，因為大模型曾信誓旦旦地給他推薦過幾個根本不存在的大學獎學金，讓他白白花了不少時間去核實。舊金山的學生 Tanay 則看透了 AI 給的虛假資訊價值，他的 AI 和他說「你 100% 能進普林斯頓」，他立刻意識到，AI 是過度依賴來迎合他，對他的擇校決策毫無幫助。
全美立高中共均 376 名學生才分到一名導師，因此大量學生會去用 AI 輔助申請｜圖源：《紐約時報》。 說用 AI 還沒被它「氣笑」過嗎？類似的瞬間一旦出現過幾次，心態就很難再回到最初的信任。到這裡，回頭再看蓋洛普和特別的調查數據，「AI 爭論」就能解釋通了。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每天都在用 AI，那是就業體制和升學壓力擠出來的生存本能。而他們對 AI 的信任度從 27% 暴跌到 18%，就是因為他們用得越多，越容易遇到問題，也因此看到了技術的邊界。
擔憂、恐懼、警惕，甚某種程度上的依賴，這些看起來衝突的情緒，同時存在於年輕人對 AI 的態度上。因為在這個無法逃避的技術週期裡，Z 世代想明白了。工具就是工具，該榨取它的價值就榨取，但別真把供奉它當神仙，更不能讓它替自己做主。與其說他們不信任技術，不如說他們更早意識到，這項技術的收穫和代價，可能會同時落在自己身上。
